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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相、杨么大起义,拒绝“招安”,坚持7年后被岳飞绞杀
2022-11-19

本篇系精读中国史连载253,《宋朝史话》连载21(点击查看上篇),欢迎收看。

在南宋的腐朽统治下,广大农民始终处在水深火热的困境,因此,阶级斗争从一开始就十分剧烈。在南宋初年,湖南、江西、福建等南方广大地区,就燃烧起熊熊的农民起义烈火。

南宋初年江南广大地区的农民起义,是南宋统治者推行对金投降的政策及对广大人民残酷压榨激发起来的,是民族矛盾同阶级矛盾交织的情况下爆发的。

南宋小朝廷一建立,就借口抗金的需要,巧立各种名目搜刮民脂民膏,却不肯认真组织抗金,致使金兵得以在建炎三年(1129)秋渡江长驱侵入江南,蹂躏了两浙及江西、湖南大片地区。

南宋官军一闻金兵来到就望风而逃,对老百姓的劫掠却如狼似虎。那些大小官吏也趁火打劫,大发横财。在湖南、江西,更有孔彦舟、马友等大股土匪武装到处流窜劫掠,南宋的地方官则与这些土匪互相勾结,残害人民,兼并土地。

有个叫韩璜的官员描绘当时湖南、江西的情景说,那里“无问郡县与村落,极目灰烬,所至残破,十室九空,询其所以,皆缘金人未到,而溃败散之兵先之。金人既去,而袭逐之师继至。官兵盗贼,劫掠一同,城市乡村,搜索殆遍。盗贼既去,官吏更加刻剥。兵将所过纵暴,而唯事诛求”。金兵洗劫之后,南宋官兵、官吏、土匪又轮番搜劫,使得江南广大地区内人民呻吟的“嗷嗷之声,比比皆是,民心散畔,不绝如丝”。

广大人民为了生存下去,不能不奋起斗争。建炎四年(1130),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就在江南大部分地区爆发。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占有重要篇章的钟相、杨么起义,也在这时爆发于遭受压迫最甚的湖南洞庭湖地区。

钟相起义经过长期的酝酿准备。还在北宋末年,钟相就在其家乡湖南鼎州(今常德)武陵县利用宗教活动组织群众。他针对当时土地兼并激烈,贫富悬殊,阶级对立严重的情况,继承并发展了王小波、李顺起义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的革命口号,深受周围劳苦大众的拥护,周围数百里间的贫苦农民都自己带上干粮,络绎不绝地去拜见钟相,称为“拜爷”。

经过20多年的宣传鼓动,钟相积累了发动起义所必须的资金,聚集在他周围的贫苦农民也越来越多。

靖康二年(1127),钟相的长子钟昂趁北宋王朝在灭亡前夕号召组织“勤王民兵”之机,着手组织了一支300人的武装,北上抗金。这支武装在邓州(今河南邓县)被宋高宗发遣回乡后,钟相父子看到南宋政权的腐败,就把它保存起来,并多置旗帜器甲,积极准备发动起义。

建炎四年(1130)春,金兵攻入潭州(今湖南长沙),宋兵弃城逃走,使潭州城人民遭到金兵残酷的屠戮。腐朽的南宋政府对人民的赋役盘剥本就空前繁重。这时孔彦舟的土匪武装更趁机洗劫,并向鼎州方面一路杀掠过来,鼎州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严重威胁,而那些平时压迫人民的官吏却带着家眷及掠夺来的财物先期逃走。钟相遂于这时打出保卫乡土、抗拒匪兵劫掠的旗帜,发动武装起义。

钟相的义旗一揭,立即得到农民的热烈响应。起义军一开始就把斗争矛头指向那些平时欺压人民的官僚豪绅,截获了先期逃走的鼎州单姓提点刑狱官的辎重及其白马,到处焚烧官府、寺观、神庙及豪右之家,专杀官吏、儒生、僧道、巫医、卜祝等五种人,公开宣布宋朝的“国典”是“邪法”,把杀死上述五种人称为“行法”,把矛头直指南宋王朝的腐朽统治。而对那些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则加以保护。

钟相在发动起义后,宣布建立政权,以“楚”为国号,“天载”为年号,并宣布凡是参加起义及拥护起义的人,都不负担赋税和科派,不再受官府法令的统治,彻底解除南宋王朝加在农民头上的沉重枷锁,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热烈拥护。许多贫苦农民都把参加起义视为“天理当然”。

起义军的声势也迅速扩大,鼎州的武陵、桃源、龙阳、沅江,澧州的澧阳、安乡、石门、慈利,江陵府(今湖北江陵)的枝江、松滋、公安、石首,潭州的益阳、宁乡、湘阴、安化,峡州的宜都(今湖北宜都),岳州(湖南岳阳)的华阳,辰州的沅陵等19县,很快都为起义军所控制。

为了扑灭农民起义军,鼎州城里的官绅豪富竟请求孔彦舟的匪兵开进鼎州,在鼎州大肆烧杀。孔彦舟匪军多次向起义军进攻,都遭失败。后来,孔彦舟使用狡诈的手段,一面向起义军散布说什么“爷若休时我也休,依旧乘舟向东流”,装出要向东撤退的样子,一面派爪牙假装成拥护起义的农民,混进起义军。然后趁钟相一时因胜利而产生的麻痹,里应外合,偷袭钟相的大寨。

钟相父子被这帮匪徒俘获杀害,孔彦舟因此受到南宋政府的嘉奖。

钟相牺牲后,起义军在杨么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他们在洞庭湖周围建立了许多坚固的水寨,制造了许多战船,实行“陆耕水战”,一面坚持生产自给,一面同南宋的官兵、匪兵作战。洞庭湖周围地区的大批农民,因不堪忍受南宋政府的盘剥豪夺及残酷杀掠,更加踊跃地加入起义军行列。更有许多村落的穷苦百姓,暗中准备起义军穿用的“绯衣巾”,准备响应起义军。

起义军的势力在斗争中进一步壮大,仅一年多时间,就控制了东抵岳阳、西达枝江、南至长沙、北达公安的大片地区。

起义军还多次粉碎南宋政府的军事围剿和诱降“招安”阴谋,成了南宋统治者的心腹大患。

为了扑灭湖湘地区农民起义的烈火,绍兴五年(1135)夏,南宋又把当时宋军中最有战斗力的岳家军调到湖南,全力镇压杨么起义。

岳飞到洞庭地区后,一面加紧对起义军的封锁包围,施加军事压力,毁坏起义军播种的庄稼,使起义军“陆耕水战”的办法无法继续实行,粮食发生恐慌,从而使起义军中一部分不坚定分子对继续坚持斗争产生动摇;一面派人到起义军中进行个别的诱降活动,收买叛徒。

由于起义军中握有实力的杨钦等人在岳飞的诱降下叛变,并反过来帮助岳飞进攻其他坚持斗争的营寨,起义军的许多营寨被攻破。杨么的大寨也于绍兴五年六月被岳飞攻破。杨么被俘后英勇牺牲。

坚待了7年之久的钟相、杨么起义终于被镇压下去。

在镇压了钟相、杨么起义以后,南宋政府又对江西、福建等地区尚在坚持斗争的各小股农民起义武装进行反复清剿。曾经如波涛汹涌的南宋初年江南各地的农民起义,暂时转入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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